夜谈王国维（杜课559期）

From 杜骏飞等杜课 2019-04-29

1、师生对话

2、王国维的一生

谈王国维

提问者：江珊

杜老师，今天是王国维先生的忌日。王国维曾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提出人生的三种境界，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此第一境也；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此第二境也；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暮然回首，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”，此第三境也。杜老师您怎样看待这三种境界？

杜骏飞：

第一境，是人困于空间，所谓高楼千尺，天涯万里，无非是遥不可及，甚或遥不可望而已。

第二境，是人困于时间，衣带渐宽，无非是年深日久，终至憔悴。

第三境，是人觉悟于异时空——非此时此地，非一时一地，越何时何地。

王国维喜欢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。但他也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哲学学说大都可爱者，不一定可信，可信者不一定可爱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
杜骏飞:

也无它意，只如老子所说：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”

王国维所谓“可爱”者，是和大众趣味说话而已。试想，你看花时，从不计较花枝轻重，听哲学时，会论什么可不可爱？

王国维擅长写诗写词，同时在理论学术上也有很多贡献。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本应该是统一的，但从另一个侧面看，它们也是一对矛盾。王国维自己曾说：“余之性质，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，而知力苦寡；欲为诗人，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。”那么究竟这二者之间应该怎样去平衡呢？

杜骏飞:

一般来说，无可平衡。按我的体验，就是写几首诗，再读几篇论文。

1927年的6月2日，王国维在颐和园的鱼藻轩前面投水自杀，并留下一封遗书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”，有人说王国维的死是“殉清”，也有人认为王国维是“文化殉节”，杜老师您认为呢？

杜骏飞:

我不知道。我认为，也没人真的知道。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最有道理，但也只是解释而已。

王国维先生之有死，确是一件大事，但我以为，先生之有生，才是不朽之盛事。先生以生赴死，以死赋生，其生不死，其死永生矣。

陈寅恪在1929年用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来纪念王国维，之后这句话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，同样如今也是处于一个社会迅速变迁面临挑战的时代，我们应该怎样培育所谓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？

杜骏飞:

陈寅恪先生的时代，“独立”“自由”之语，已是招魂；而我们今天谈陈寅恪，谈他口中之王国维，直是托梦。招魂者，死者已矣，犹盼魂魄归来；托梦者，生既不见，死且不知归处。

要言之，如若我辈仍有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之志，但思当下，不必怀古，但坚持人格之自尊，不必他顾。

王国维的一生

王国维（1877年12月3日－1927年6月2日），初名国桢，字静安，亦字伯隅，初号礼堂，晚号观堂，又号永观，谥忠悫。汉族，浙江省海宁人。王国维把西方哲学、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、美学相融合，研究哲学与美学，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，后又治史学、古文字学、考古学，是中国近、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。

王国维七岁起，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（绶昌）及陈寿田先生就读，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，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，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，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，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。

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，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，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，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。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，他仍关心时事，研读外洋政书和《盛世危言》、《时务报》、《格致汇编》等等。

1900年春，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，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、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，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，王国维在东京的物理学校苦读日文、英文，学习数学、物理和西方哲学，奠定了融通中外思想的基础。

王国维从1898年到上海（时年二十二岁），至1906年三十岁其间，除在东文学社、东渡日本留学，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、江苏师范学堂等。此时他以攻哲学为主，研究了康德、叔本华、尼采哲学，兼英法诸家，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，又攻西方伦理学、心理学、美学、逻辑学、教育学，所译心理学、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。他自称这一时期为“兼通世界之学术”之“独学”时期。

他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出发来做中国文学批评，研调诗词戏曲，他的《人间词话》和《宋元戏曲史》等传阅极广的著述陆续在这一期间出版。作为诗人和文学史家的王国维被学界所重，中国文学史对通俗文学价值的认识也由他开始。在为《国学丛刊》起草的出版宣言中，王国维提出了于中国近代学术之形成有启发的思想，“学术无新旧之分，无中外之分，无有用无用之分”。

1923年春，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，王国维经升允推荐，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。

1924年冬天，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驱逐溥仪出宫。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，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，因阻于家人而未果。王国维结束了“南书房行走”的工作，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、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，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，仅任教职。

1925年，王国维接受了清华学校的礼聘，此时，他名义上仍是溥仪的“南书房行走”，伴逊位天子读古书。在清华，王国维教授经学、小学、上古史，每周三个课时，其余时间潜心于自己的研究，日子平静而悠长。

1926年中秋刚过，王国维长子潜明在上海病逝，王国维痛惜万分，短暂的好时光从此结束了。20年前莫氏夫人逝世，王国维悲痛难解，写下许多悼亡诗，如今老年丧子，更是悲痛欲绝。一切远未结束，半年之间，祸不单行。王国维准备“哀死宁生”，却与多年至交、亲家罗振玉失和，最终导致绝交。

1927新年刚过，北伐军攻陷北京，人心惶惶。陈寅恪来访，与王国维谈起“中国人之残酷”。军阀张作霖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钊（1927年4月6日），革命党处决了湖南大儒叶德辉（1927年4月11日）。此时，梁启超也准备再次流亡日本。

1927年清华春季学期草草结束，计划提前于6月1日正午开师生叙别会。叙别会前一天，王国维遗老朋友金梁来访，“平居简默”的王先生，那天竟“忧愤异常”。他们谈话中说起颐和园，王国维感慨：“今日干净土，惟此一湾水耳” 。

1927年6月2日上午，颐和园的园丁听到几丈外一声水响，刚才还在鱼藻轩独自抽烟的老者，转眼间跳入湖中。园丁急忙赶来将人救起，仅几分钟，竟去了一条命。湖水很浅，王国维被水下的淤泥堵塞了口鼻，瞬间窒息身亡。检验官在他衣袋里发现一份简单的遗书，开头16个字似乎说明死因：

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。”

1927年9月21日，在他蹈湖3个多月后，梁启超在他墓前对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做长篇悼词，评其学问道德：“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。……我们看王先生的《观堂集林》，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，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，所以他的成就极大。此外的著作，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，而得好结果。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。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，实在有过人的地方。”

1929年，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所写：“唯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，共三光而永光”。

回顾如今存在于各种文献中的王国维，那一天，他以一种颇显凄凉却又可能是最严肃的方式，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死去，而此后被各个时代记起。有人说在王国维之死中看到自由，没有人可以再侮辱他，有人说在王国维的自杀中看到奴役，附着在自杀之上的任何宏大意义都显得荒诞。只是在他自己的理解和认同中，彼时彼刻的死亡或许是与其心中秉承的道义最相契的结果。

资料来源于百度百科、新京报书评周刊、三联生活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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